即使毕业多年，还是时常会有人为“大学选专业”懊悔。
其中，就有一些文科生直呼：花四年乃至更多年学习人文学科，是“脑子进了不少水”。
哪怕当年怀揣理想，哪怕当年是个浪漫的文艺青年，在亲朋好友及热心网友的好心“慰问”下，总是免不了破防时刻：
“你学哲学以后能干什么呀？”
“学历史以后当中小学老师挺好的。”
“毕业之后是打算考公务员吗？”
“学中文本科毕业不好找工作，要不你接着考研吧，读两年再考公务员。”
—— 相信很多就读于文史哲等专业的同学，对这些询问并不陌生。
尤其在当下，个人与其背后整个家庭对专业选择的慎重态度，不亚于择偶。
毕竟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专业，不仅代表能够学到很多知识，更代表着一张通向更好生活的入场券。
寒窗苦读多年，谁都希望高考之后，是鱼跃龙门的蜕变，而非逐渐下滑的人生缓坡。
其实，部分人对于文科专业的“嫌弃”，从高中便已经开始了。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理科学不会，就转去学文”……无形中造就了一种“学理科的同学更聪敏、更有逻辑性、比学文有前途，选择权更多”的舆论环境。
进入大学之后，人文社科学生则被鼓励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
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最好出国镀金——实用性不够，学历来凑。
学历视为人文学科找工作的金敲门砖，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学术早已不只是纯粹的研究，而成为一张张盖章认定的证书。
而跟读书时多年冷板凳的刻苦钻研比，求职时的遭遇或许更为冷酷。诸多人文学科的硕博生苦学多年，有的被认为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毫无难度的工作，有的选择了跟大学专业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让人不禁产生十余载的寒窗苦读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各种犀利的质疑的眼光，使我们在一瞬间怀疑自己当年仅凭兴趣与一腔热血的选择：我真的应该选择这个专业吗？这个专业真的找不到好工作吗？根据他人的说法， 由于专业的限制，以后我仿佛只能局限于某一类的工作，现实真的如此吗？
现代的物质生活离不开理工科学者的贡献，这点毋庸置疑。
但人文学科真的对社会毫无贡献，要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抛弃了吗？
我们不妨来看看蔡元培先生对此的看法。
01
引领社会思潮前进的方向
在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刚刚建立起来时，人文学科才是大学重要的支柱。
以北京大学为例，1917年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
其大学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后辈极力推崇。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就将文科作为推行改革的突破口。
对此，史家一般解释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
其实，蔡元培校长以前的北大文科，已有不少主张改革的教员，绝非只是“前进的障碍。”
同时，改造文科，也在校长本人的兴趣及能力范围之内。
文科的各门知识，蔡先生均曾大致涉猎，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
蔡校长改造文科之举深谋远虑，可以分为三点解说。
首先，北大以文理两科为中心，理科起步不久，文科则实力雄厚；其次，重点建设理科，所需经费远比改造文科要大得多，非当时窘迫的学校财政所能承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而言，文科无疑更直接，也更有效——假如当初蔡校长首先经营理科，北大不可能两三年内焕然一新，并引领时代潮流。
在彼时动荡不安的时代更需要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中国社会未来进步的灯塔，它引领了社会思潮前进的航向。
蔡元培校长时期的北大不仅仅是改革文科，同时设立了研究所，“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
1923年，北大研究生教育走上了正轨，强调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是师生共同研究的机关，需时时有新的发现，在蔡先生眼里，此乃中国大学教育成熟的标志。
02
被淡忘的“研究所国学门”
蔡先生认为大学教育的成败，与研究所的有无密切相关，其理由是：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三、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
如果参考蔡先生所提出的对研究生教育的要求，审视目前各大学研究生的教育，以及逐年递增报考研究生考试的人数，我们或许能够联系当下——
考研真的是因为热爱学术吗？还是为了迎合社会对学历的要求？读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大学究竟要怎样培养一名合格的研究生？研究生教育又想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恐怕这些问题仍需要深入的思考，以及时间的证明。
对于国学门研究所的设立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即北大1922年创办研究所，原定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但实际上只有国学门名副其实。
三年后，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同样“先开办国学一门”。何以两校均独尊国学？
其原因是国学的师资实力雄厚，学科前景明朗。还有很实际的一点：创办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需经费巨大，非当年的北大、清华所能承担。
今时不同往日，现代的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各所高校都用了充足经费支持科学研究的发展，百年时间里变化如此之大，不由让人惊叹。
1932年，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改称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演变成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历经抗战中的南迁与北归，依然是北大学术实力最为雄厚的“金字招牌”。
直至今日，北大人文学部仍然名列前茅，既有自由思考，也有专深学术，同时还在不断探索“共同研究”，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扩展学术视野。
半个世纪的重写历史，使得“研究所国学门”的大名，对于今日的北大来说，已经不再是“耳熟能详”，蔡元培等激励网罗的众多当年第一流学者，其“传道授业解惑”，以及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日渐被世人所淡忘。同时，也与理工科的兴起有极大的关系。
虽然理工科为当今物质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就此轻视人文学科的做法是错误的。
03
齐白石画的虾，有什么用？
鲁迅曾说：“若举世唯科学是崇，则人生必将归于枯寂。”
人文学科是人类精神的宝库。每当人类遭受战争、洪水、疫情等等一系列不可控的事件对其造成巨大的创伤，人类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求人文学科的帮助，期望能够从中得到答案，找到安寝之地，此时的人文学科便成为了人类的精神支柱。
人文学科并没有被社会抛弃，反而仍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最近国风的兴起，表明了大家对传统人文的重新重视。同时，各高校的人文学科专业报考人数逐渐增多，也证明了人文学科有着复兴之势。
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勾连了古今文明，黄金面具后的注视传承了文化血脉，《千里江山图》中的山岳胸怀寰宇。但如若没有人文学科，他们只是残损破旧的古物。
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曾说：
对于人文学科的“有用性”，我想打一个比方——一个家里最有用的地方是厕所，其次是厨房。家里最没用的东西，数来数去可以说是墙上挂着的那幅齐白石画的虾。但是家里有客人来了，你会带他去参观厨房和厕所吗？我想，大家坐在客厅评头论足讨论得最起劲的，恐怕还是齐白石画的虾。这就是人文学科。
只要人类的文明继续，思考继续，那么人文学科学术的价值就依然如烛火熠熠。相比起自怨自艾后悔，不妨去挖掘这个专业，这些知识真正能带给我们什么，能带给他人和社会什么。
因此，下次的家庭聚会，如果再有人问起“你学这个专业能做什么？”便可以回答他：“这个专业有着无限可能，什么都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