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国家“双减”政策出台已有两个月。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热度丝毫不减。

　　大力压减学科类培训机构规模、大力整治违规办学行为……日前，广东省教育厅会同十部门出台《广东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目标要在1年内有效减轻学生过重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2年内成效显著。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双减”的“治本”之策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吗？在“双减”大环境下，校外培训机构还有生存空间吗？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关键在哪里呢？为此，南都教育联盟专访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政策分析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

　　南都：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哪些问题？

　　岳经纶：国内的教培机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模糊了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之间的边界，影响了家长对教师这个职位以及学校教育的认同。有家长认为学校教学质量不好，一定要把孩子送到教培机构，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形象。

　　“60后”“70后”当年也有很大的升学压力，但当时没有教培机构，学生升学备考的需求都由校内教育满足。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化转型的出现，资本化运作的教培机构纷纷冒头，形成教育产业进而不断制造需求。“双减”政策出台前，教培机构泛滥、乱收费、高度资本化运作等现象，不断制造社会焦虑，从而使得教育问题变成了民生问题。

　　记得多年前在一次社区座谈会上，有一位男家长就建议政府应该把社区的教培机构都关停。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他家庭里夫妻矛盾的重要根源——妻子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见到有培训机构就要去报名，可家庭收入却有限。

　　事实上，教培机构的蓬勃发展影响着很多老百姓的消费。很多家庭的消费支出都用在教培机构上，这其中就包括在一线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花在三、四线城市的教培机构里。同时，教育成本的提高、经济压力的加重，不仅影响到居民消费能力，而且也影响到我国人口政策的战略布局。此外，教培机构的蓬勃发展，也让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导向的素质教育政策没办法落地。密集的课外补习，导致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在加速内卷中不断被消耗，没有时间发展自身的综合素质。事实上，教培机构的蓬勃发展，也只能提升学生的考试分数，却无法让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脱颖而出。

　　南都：您曾在论文中提到，“当前，我国影子教育治理正从‘治标’向‘治本’迈进”。在您看来，影子教育治理之“本”应该是什么？

　　岳经纶：治本，即是源头治理。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并非真正的源头治理。但从决策的角度来讲，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小切口入手抓到大问题，缓解教育焦虑，让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真正的源头在哪里呢？首先要看学生的课外时间如何支配。1993年，国务院就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开展课外活动。但这么多年来，空出来的校外时间却较少被用于发展素质教育，反而更多时候被学科类培训占用了。因此，要想真正“治本”，就需要有相关的政策、举措取代教培机构对学生课外时间的支配。

　　其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当前中考、高考的筛选和竞争机制没有改变，职业教育发展没有更清晰的顶层战略，家长和学生对课外学科培训的需求依然存在，难以达到“治本”效果。

　　以职业教育为例，虽然很多中职、高职毕业生收入比一般的本科生还高，但家长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因为在过往的教育评价体系里，职业教育一直都低人一等的，例如，公务员招聘只招收本科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形成平行发展的体系，让家长和学生认识到，读中职、高职也能有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当然，教育部门也意识到，减负是系统性工程，需要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教学方法的改革、考评制度的改革等多种方式结合，以形成系统性的治理。应该说，现在的一些政策举措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比如，在补短板方面，通过教育集团化、教师轮岗等方式，将薄弱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确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不过，这些系统工程运作的过程较长，可能短期内难以解决家长的教育焦虑。所以，还需要配套更多样、更多元的政策工具，例如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校内教育系统的课后服务。

　　南都：在“双减”大环境下，校外培训机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岳经纶：新时代下，资本活动要服务共同富裕的大目标。

　　国家并非要求教培机构不能办，而是要求它不能乱，不能贩卖焦虑、高收费，要有公益性。其实从满足需求的角度来看，教培行业还有市场，教培机构还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教培机构能够真正转变为公益性机构，按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属性来运作，是可以生存的。

　　此外，将合规的、公益属性较强的教培机构，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整合、纳入校内教育体系中，既缓解家长焦虑又让培训机构有一席之地，这符合当前协同治理、多元治理的逻辑。

　　因此，未来的校外培训不再是高利润行业。培训机构的定位应该是服务学校教育的角色，提供有限的学科类培训，以及大量的非学科类培训，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南都：除了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大力发展课后服务，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岳经纶：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时代使命。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最关键的是优质教育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但目前这方面还存在不足。以城乡教育资源为例，由于市区的教育资源更优，家长有条件的话都会把孩子送到市区的优质名校；如今，很多乡镇的学校都没了，反而是城里的学校越来越多。

　　因此，作为一种基本公共服务，教育资源配置需要更加公平，政府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的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化。